達摩誅妖錄手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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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摩誅妖錄手游玩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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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這個難度的話，我也不是很玩的下去，因為一直打不過BOSS，弄不到更強的裝備，只能不停刷關強化，會有點無聊。

而且就因為這個難度，打過BOSS時那種激動和通關后那種成就感在其他游戲里是很難體會到的。

達摩誅妖錄手游內容

1、游戲里面有很多豐富的劇情任務，你可以接取不同的游戲任務來獲取大量的經(jīng)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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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摩祖師是誰

據(jù)《景德傳燈錄》載。達摩是南天竺香至王的第三個兒子，屬印度剎帝利種姓，通曉大小乘佛法。公元527年，中國南北朝時期，他渡海來到屬南梁的南海（今廣東廣州），廣州刺史厚禮相迎，梁武帝派遣使者請他到金陵（今江蘇南京），因會談不甚契合，于是同年潛行到北魏，藏身于嵩山少林寺，九年“面壁而坐，終日默然”，世稱“壁觀婆羅門”。所傳安心禪法，深受魏孝明帝推崇，僧俗信問者甚多。

達摩以《楞伽經(jīng)》為據(jù)，提出“理入”（冥想體悟）和“行入”（實踐修行）的“人道”路徑。

“理入”即“凝住壁觀”，其內容為“藉教悟宗，深信含生同一真性。客塵障故。令舍偽歸真，凝住壁觀，無自無他，凡圣等一，堅住不移，不隨他教，與道冥符，寂然無為”。這種特重心性的大乘壁觀，主要是比喻人心如壁立，不偏不倚，從認識上舍偽（拋棄現(xiàn)實世界）、歸真（追求超現(xiàn)實的真如世界）、無自（否認個人存在的真實性）、無他（否認他人乃至整個客觀世界存在的真實性），排除一切執(zhí)見。

“行入”是指萬行同攝的“四行”，即報怨行（于一切因果都“甘心忍受，都無冤訴”）、隨緣行（相信業(yè)力流轉，緣起性空）、無所求行（安心無為，萬有皆空）、稱法行（除妄想，修六度而無所為）。

“達摩”所奉行的“二入四行”的禪法，經(jīng)其弟子慧可等以下幾代禪師的闡發(fā)，到惠能時正式形成“禪宗”�；菽芊ㄋ蒙駮�，堅持南宗為禪宗正統(tǒng)，認定自達摩至惠能六代系一脈相承，從此達摩被尊為東土禪宗的祖師爺。歷史上的唐僧就是《西游記》中那個唐僧嗎?

唐僧的原型就是玄奘（602～664），唐朝著名的三藏法師（精通精、律、論三藏）。俗姓陳，本名袆，出生于河南洛州緱氏縣（今河南省偃師縣南境），與鳩摩羅什、真諦并稱為中國佛教三大翻譯家，是唯識宗的創(chuàng)始者之一。

咱們再來看看他的其他事跡：抗過旨——“玄奘以貞觀三年冬，抗表辭帝，制不許，即私遁出玉關”；翻山越嶺，行走五萬余里——從長安、經(jīng)西域諸國、到天竺自費留學；拒過婚——印度王族公主的青睞都不能打動他。

有趣的是，玄奘出國留學時還是一個地道的偷渡客，可他學成歸來時就變樣了（《雙樹幻抄》：“以貞觀十九年至長安。文皇驚喜，手詔飛騎迎之。親為經(jīng)文作序，名《圣教序》云”）。

還有，玄奘在天竺求學時辯才可是雄冠諸國——在五印十八國、五千多人參加的辯經(jīng)大會上，無一人能予以詰難。由此他被大乘尊為“大乘天”，被小乘尊為“解脫天”；取經(jīng)回來后還繼續(xù)從事梵文經(jīng)書的翻譯和解釋工作。豬八戒的“八戒”是什么意思?

據(jù)《俱舍論》載，“八戒”，又作八齋戒、八關齋，即以下八種過失：一者殺生，二不與取（指偷搶），三非梵行（男女之媾合，注意不同于五戒中的“不邪淫”），四虛誑語，五飲諸酒，六涂飾香鬘（mán）歌舞觀聽，七眠坐高廣嚴麗床座，八食非時食（午后之食）。

“五戒”是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不誑語，不飲酒�！笆�戒”就是把八戒中的第六戒拆分成兩條，最后又加上“不蓄金銀財寶”。

此外，佛家對“戒”和“律”還有分別：“戒”指內在自律；“律”則有外在規(guī)范。佛家有戒、定、慧三種學問，稱為“三學”，這里的“戒律”就是“戒”學，以期借此達到“禪定”，乃至“般若”。

相關歷史講解

太平天國何以被妖魔化

2021年是太平天國金田起義170周年。澎湃新聞·私家歷史與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劉晨共同邀請國內外學者撰寫系列稿件，向讀者介紹“太史”研究的新方向、新成果，也希望對相關研究有所助力。

太平天國戰(zhàn)爭時期，民眾對太平軍的恐懼在太平軍到來之前就已蔓延，像嘉興、常熟、吳江、海寧、紹興等地均見有百姓稱太平軍為“瘟毛”的記載。傳統(tǒng)中國社會濃厚的儒家文化和根深蒂固的正統(tǒng)觀念、忠貞觀念、宗族意識，使民眾對這些起身窮鄉(xiāng)僻壤、以異端宗教武裝起來的叛亂者，具有先天的排斥、抵制乃至敵視心態(tài)。太平軍兵臨之時，民間自殺殉難的風潮正是正統(tǒng)、忠貞觀念的直觀反映。當然，民眾對戰(zhàn)亂和暴力本身也具有先天的恐懼心理。這種先天性的思想心態(tài)就是當時民眾對太平軍恐懼的意識形態(tài)根源。但是，主要原因是后天“觀念對立”的形成。

天王洪秀全玉璽

清方的政治宣傳攻勢

早期太平軍轉戰(zhàn)湘桂途中發(fā)布的《奉天誅妖救世安民檄》《奉天討胡檄》《救天生天養(yǎng)中國人民諭》三篇檄文，可代表太平軍書面形式思想動員的最高水平。但檄文宣揚的民族大義很快就被曾國藩《討粵匪檄》展現(xiàn)的“衛(wèi)道辟邪”的文化張力所淹沒，曾國藩的幕僚王家璧這樣反饋《討粵匪檄》引發(fā)的社會影響和思想共鳴：“我?guī)熡戀\檄，衛(wèi)道辟邪，實為盛世昌言，功不在孟、韓下，每為同志者誦之，靜者流涕，動者擊柱，其感人之深如此，想忠謀至計，必能早為之所也�！�

清廷還以所謂“從賊中逃出”者親歷之“被害情形”，制作成一些政治宣傳品在民間廣為散發(fā)，像《金陵被難記》痛訴太平軍“惡行”，號召“富者捐財，貧者效力，同心團練，豫助官兵”。另外，還在“解散脅從”方面大做文章。咸豐十年（1860）十一月二十七日清廷發(fā)布上諭：“所有江蘇、浙江、安徽所屬被賊占據(jù)各州縣，應征本年新賦及歷年實欠在民錢糧，著一律豁免”，“被賊裹脅良民”“準其自拔歸來”“予以自新”“脅從罔治”。同治元年（1862）七月十九日再發(fā)上諭：“著各督撫刊刻謄黃安撫陷賊難民”，除“甘心從逆”者，“其余一切為賊所陷者，概予免罪”。清廷屢有“脅從罔治”“豁免錢糧”“旌表恤典”“增廣學額”“因功授賞”之諭，形成了配套的分化政策。咸豐十一年（1861）曾國藩在安徽祁門軍營中編寫“解散歌”，宣揚“八不殺”，承諾“我今到處貼告示，凡是脅從皆免死”，“人人不殺都膽壯，各各逃生尋去向”，“每人給張免死牌，保你千妥又萬當”（王定安《湘軍記》）。兩相對照，清方的宣傳策略重視心理攻防，比太平天國高明得多。

太平天國敗亡后，太平天國自身的檔案文獻被清政府毀滅殆盡。但是，作為敵對面，清方為宣揚“皇清武功”，陸續(xù)編纂刊印了大量公私著述，如《欽定剿平粵匪方略》、《平定粵寇紀略》、《湘軍志》、《中興別記》等，片面、歪曲地記述了這段歷史。同時，清政府嚴禁民間談論太平天國。直到辛亥革命前夕，為宣傳“興漢反滿”，革命黨人對太平天國進行了正面評價，洪秀全等人被尊崇為民族革命運動的先驅。

親歷者的傳述和時人所記

有親歷者逃回鄉(xiāng)里后在酒樓、茶肆等公共空間傳播“長毛做不得，不如行乞”的論調（沈梓《避寇日記》），痛陳在太平軍中生活艱辛。乘間逃出的人們以“被擄”“思痛”“生還”“余生”“復生”“隱憂”等名義留下了大量文字，不僅對當時人的思想產(chǎn)生震動，如今也已成為這段記憶的“見證”。

時人筆下對“厲鬼”“陰兵”之類恐怖異象的記載加劇了社會恐慌。無錫余治繪有一幅“愁云泣雨神鬼夜號”圖，記雨夜中死無葬身之地的無頭厲鬼和猙獰幽魂四出游蕩哭嚎，并且余治確信“今則往古之事，一一見于目前，覺古人真不欺我”（余治《江南鐵淚圖新編》）。趙烈文也記咸豐三年（1853）正月常州“各鄉(xiāng)俱有陰兵之異，初至聲如疾風暴雨，燐火雜沓中，復見戈甲旗幟之象，其來自溧陽、宜興，由西而東，每夜皆然”，還宣稱有目擊者，“詠如、才叔皆目擊之”（趙烈文《落花春雨巢日記》）。百姓對死后變?yōu)閰柟碛位甑奈窇譄o疑增加了他們對太平軍的恐懼。直到戰(zhàn)爭結束后近十年，蘇州百姓仍對咸同兵燹心有余悸，有人還看到太平軍“陰兵”“夜鬧通宵，鬼火磷磷”，“火光中有兵馬人影……開槍炮并擊銅鑼，竟莫能息”（《蘇城陰兵謠言》，《申報》，同治十二年二月初六日[1873年3月4日]，第2版）。

總之，當時人對太平天國的書面和口傳信息，形成了戰(zhàn)時社會妖魔化太平軍形象的輿論主流。而鮮有的倡言太平軍正面形象的文字作品被迫以貶義詞冠名傳播，如刀口余生（趙雨村）的《被擄紀略》，初名《太平紀略》，據(jù)作者本人稱“因避清朝的迫害，改為‘被擄’字樣，記事立場亦加以變更。惟于當時太平軍的制度、法令及英勇殺敵各史實，則照實記述”。迫于政治形勢，親歷者傳述和時人所記太平軍形象難免有不實之處。晚清社會，官方和民間長期以“逆”“賊”“匪”“盜”視之的輿論，甚至沿襲影響至今，現(xiàn)在浙江諸暨一帶還流傳著“一副長毛相，遲早要殺頭”的民謠，不少地區(qū)的老百姓常戲謔那些頭發(fā)太長卻不肯理發(fā)的人為“長毛賊”。

匪盜的喬裝栽贓

土匪、盜賊喬扮太平軍設卡收稅、搶劫滋事、殺人放火的事例很多。在常熟，“每有聚眾恃強，口造謠言，身冒長毛，哄到巨宅，假勢駭人，叫嘩雷動”（湯氏《鰍聞日記》）；在海寧，“土匪扮長毛，夜劫花溪大墳頭遷避家”（海寧馮氏《花溪日記》）；在嘉興，“皆土匪私立關卡，并非長毛令也”，“有無賴子偽設長毛卡勒索客船稅……蓋狐假虎威往往而然也”（沈梓《避寇日記》）；烏青鎮(zhèn)有“不逞之徒，乘間竊發(fā)，土棍槍匪皆冒長毛名目，持械嚇逐”，結果造成居民驚恐逃避，“溺死、跌死、踐踏死、劫殺死者，盈千盈百”（皇甫元塏《寇難紀略》）；在吳縣，“新郭亂民牛皮糖阿增等共十余人，偽扮長毛，昏夜入人家劫掠”（蓼村遁客《虎窟紀略》）；在太倉，“賊至鄉(xiāng)不過十余人，黃旗，紅綢扎額，并非的真長發(fā)”（佚名《避兵日記》）。可見在社會失控時期，土匪、盜賊的破壞性極大，浙江黃巖民間流傳著“長毛如篦，土匪如剃”的歌謠（光緒《黃巖縣志》）。匪盜冒充太平軍行惡，易被民眾誤認。

天災的人為歸宿——“紅羊劫”

古人謂丙午、丁未是國難發(fā)生之年。天干“丙”、“丁”陰陽五行屬火，色赤；地支“午”、“未”生肖為馬和羊，故有“赤馬”“紅羊”劫之說。太平天國并非起事于丙午年（1846）或丁未年（1847），但其發(fā)端之上帝教成型于此間，組織逐漸完善（“天父”、“天兄”相繼下凡傳言）和起事準備日趨成熟的戊申年（1848）也與之臨近。在文人著述和官方報道中，“首逆”洪秀全和楊秀清并列而稱“洪楊”，因姓氏音近，時人常將太平天國“洪楊劫”附會為“紅羊劫”。再加上當時流行的讖語也習慣性地將太平天國比附為災難，身受戰(zhàn)爭創(chuàng)痛的民眾很自然傾向于認為天災頻現(xiàn)是上天對人禍的降罪，從而形成疏遠和恐懼太平軍的心態(tài)。

一般來講，當時妖魔化太平軍的謠言主要有三種源流：一是出于敵對，惡意中傷誹謗；一是源于民眾敏感神經(jīng)或緊張心態(tài)的誤傳；一是匪盜、游民、無賴或散兵潰勇等欲趁亂滋事而生。三類謠言均會造成社會恐慌。民間社會則根據(jù)這些訛傳形成了關于太平軍藍眼睛紅頭發(fā)的妖魔形象，給大眾行為選擇帶來負面導向。

太平天國之弊癥

太平天國在其占領區(qū)（特別是后期在蘇南、浙江）在經(jīng)濟、政治、文化和社會生活等方面推行的一系列政令，向世人展現(xiàn)了太平天國進行政權建設的社會戰(zhàn)略。然而某些社會戰(zhàn)略實踐的失誤和弊病卻使民心益失，增加了民眾對太平天國的恐懼。

如“愚民、貧民亦望賊來既可不納佃租，不完官糧，并可從中漁利，則有望風依附者”（《安徽巡撫福濟奏陳通籌皖省全局請旨迅速飭撥皖省軍餉折》），而后太平天國卻間雜并行“著佃交糧”、“招業(yè)收租”和“代業(yè)收租”。此令一出，“以賊之征偽糧如此之苛，佃田者已不堪命，而又欲假收租之說以自肥，真剝膚及髓矣”，佃農(nóng)遂有“欲求仍似昔日還租之例而不可得”的失望情緒，甚或“攘臂而前”（曾含章《避難記略》），釀成民變。太平軍將之鎮(zhèn)壓，最終“人情大變”（佚名《庚申[甲]避難日記》），激化了本已極端復雜的社會矛盾。

再如，盡管太平軍當局一再嚴令整飭軍紀，但仍然大量存在“打先鋒”、“屠滅”和“擄人”的現(xiàn)象，咸豐十一年六月太平軍追殺常熟抗糧之民，劫掠市村五處，時人稱“鄉(xiāng)人從此心死”（湯氏《鰍聞日記》）。在湖州，同樣因太平軍動輒打先鋒，波及無辜，“自是人始知賊不足恃，乃相率遷徙，或東向，或南向，或為浮家泛宅”（光緒《烏程縣志》）。

在地方行政方面，太平天國力圖摒除清朝漕政舊弊，嚴禁收稅人浮收勒折，但因缺少地方社會管理經(jīng)驗，過多倚靠地保、胥吏之類充當鄉(xiāng)官，在具體執(zhí)行中，浮收舞弊和行政腐敗現(xiàn)象仍然不斷滋生，甚至激變良民。如咸豐十一年春，浙江嘉善監(jiān)軍顧午花和陶莊舉人袁某，“貪酷舊規(guī)，以零尖插替浮收三石、四石不等”，“皆為鄉(xiāng)人所殺，而顧死尤酷，裂其尸四五塊”（沈梓《避寇日記》）。

太平天國在軍中和民間推行獨尊上帝的拜上帝思想，創(chuàng)制了頗具特色的經(jīng)典、教義和教儀。但在民間，因此類宗教宣傳缺少政治和思想文化認同，宗教思想的宣教力嚴重不足，沒有指出拜上帝的本土性實質。盡管洪秀全一再標榜拜上帝并非“從番”，但卻只是依靠宗教解釋宗教，缺少現(xiàn)實關懷，反而激發(fā)了民間社會視之為“洋教”和“異端”的逆反心理。為盡快確立獨尊上帝的局面，太平天國排斥古人古書，在民間嚴禁偶像崇拜、祖先崇拜，倡導留發(fā)易服，變更歷法和婚喪禮俗等，推行移風易俗的社會改革，前期在城市實行男女分營的社會組織和限制自由經(jīng)營工商業(yè)的政策，這些大多與國情嚴重脫節(jié)；加之操之過急、手段激進，與傳統(tǒng)激烈沖突，遠遠超出民眾的心理承受力，這加重了人們對太平軍的排斥和恐懼心理。

在太平軍到來之前，民眾已經(jīng)形成的思想觀念對立和恐慌心態(tài)很難為太平軍左右，可變性小；而太平天國社會戰(zhàn)略的偏差和弊端是太平天國的主觀作為，具可調控性。在實踐中，太平天國卻自我孤立，進一步加劇了民眾對太平軍的恐慌，最終使“妖魔化”的太平軍形象定型。所以，后期太平天國“人心冷淡”的現(xiàn)實（洪仁玕《資政新篇》），不僅是在軍中、朝內，在民間亦是如此。

其他心理因素

除對立心態(tài)外，求生求安和從眾心態(tài)也可能增加戰(zhàn)時恐怖氣氛。求生求安，是民眾在亂世中最基本的訴求。遷徙逃難、被迫落草為寇、加入民團，均有民眾求生心理的作用。在戰(zhàn)亂紛起的年代，百姓求生求安的欲望，推動了暫時群聚效應的生成。咸豐十一年夏秋間，數(shù)萬民眾扶老攜幼避入浙江諸暨包村，倚仗村氓包立身的“邪術”救世，最基本的愿望就是能生存下去。

民眾對太平軍，部分恐慌行為內包含的立場對立并不明顯，民眾參與其中僅是從眾心態(tài)驅使，可能存在盲目跟風。在海鹽菜農(nóng)沈掌大領導的規(guī)模達萬人的民團隊伍里，在海寧鹽梟陳三丫頭領導的“蓋天王”匪軍里，有相當數(shù)量的參與者是因恐懼而被裹脅。

所以，戰(zhàn)時民眾對太平軍恐怖形象的恐慌，這里既有先天立場和觀念的排拒，也有在政治宣傳、時人傳述、匪盜栽贓、讖語謠言和太平天國政略弊端等多項因素作用下形成的后天觀念和利益對立，同時也存在求生求安和從眾的心態(tài)因素。

從兩極評說到歸于中性

進入民國以后，民間談論太平天國蔚然成風。蔣介石雖然推崇曾國藩，但仍然肯定洪秀全領導的民族革命，稱贊“太平天國之戰(zhàn)爭，為十九世紀東方第一之大戰(zhàn)。太平天國之歷史，為十九世紀在東方第一光榮之歷史”，太平天國乃“民族思想之發(fā)皇，轟轟烈烈，在史上足以留一重大之紀念”（《增補曾胡治兵語錄》“序”）。隨后民國政府通過了《禁止污蔑太平天國案》。新中國成立后，在特定的政治氣候下，洪秀全等太平天國領導人被尊稱為“人民英雄”，太平軍的形象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中被奉若神明。到了現(xiàn)代社會，否定太平天國、替曾國藩翻案的觀點被炒得沸沸揚揚，出現(xiàn)了對前期研究和宣傳中過左觀點矯枉過正的傾向，人們在某種程度上又承繼了太平天國時期民眾對太平軍恐怖形象的看法。

170年來，太平天國運動從“叛亂”到“革命”再到“破壞”，洪秀全從“人”到“神”再到“鬼”，除了時代背景和社會思潮的變化，現(xiàn)代一些讀物和網(wǎng)絡媒體推波助瀾外，上述各點要素與“否定”或“黑化”觀念的形成也密切相關。比如太平天國自身的一些弊癥，也是現(xiàn)今部分輿論否定太平天國的“論據(jù)”，像太平天國宗教“邪教”說，洪秀全的宮廷生活腐朽，戰(zhàn)爭的破壞性，太平軍的軍紀敗壞等。對于農(nóng)民起義的失誤，我們應敢于正視。其中出現(xiàn)的理論和實踐的矛盾、崇拜皇權、生活腐敗、權力傾軋、軍紀松懈等負面表現(xiàn)，帶有普遍性。無論是黃巾起義、黃巢起義、張獻忠起義、李自成起義，還是太平天國，概莫能外。這是時代和階級的局限，也給后世留下了慘痛的教訓，注定了歷史上的大多數(shù)農(nóng)民起義是以失敗而告終。歷史的本真在于求實。歷史上的功過是非，不是一味地肯定或否定所能揭示的。只有秉持科學的研究態(tài)度，以史料和史實考辨為基礎，以廣闊的視角觀察農(nóng)民戰(zhàn)爭，才能走出“非此即彼”“非正即邪”“好人壞人”的歷史窠臼，才能得出更加趨近于歷史事實的論斷。